新一届上海市运动会的战鼓又要擂响了，这项上海市的传统体育赛事从1953年创办至今，已经将近“古稀”之龄，跨入了第十七届的征程。此时此刻，作为曾经的市运会老兵，回顾前尘往事，真是感慨万千。

我初次参加市运会的比赛，还是1959年的第二届了。那年年初，13岁多一点的我被破格吸收进入成立不久的上海市象棋集训队，得到了系统进修棋艺的最佳环境。    

上个世纪50年代末，作为新生事物的专业棋队，日常训练、管理还处于摸索阶段，当时的棋艺资料极少，棋队每天的训练手段就是下棋、复盘。这种训练形式，在今天看来是太简单了，但正是这种简单的训练方式，让少年的我得益匪浅。因为在进队之前，我和队里的“老法师”何顺安、徐天利对局至少要被对方饶两先（开局时连走两步棋），进队之后大家就是分先平摆了。

1959年新民晚报上市运会棋类决赛的报道版面还专门配发了《胡荣华进入新阶段》的点评和照片，当时13岁的胡荣华刚获得市运会象棋分组亚军，如今“棋苑新芽”已成为象棋界一代宗师。

那时队里共有何顺安、徐天利、陈奇和我四名队员，何、徐都在全国赛中进过前六名，属于“国手”；长我十来岁的“大师兄”陈奇是市级高手。胖胖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屠景明先生是教练，他负责给我们记录成绩。因为和三位前辈差距明显，刚进队的头几个月我连输了一百多盘。屠教练的那张成绩表上给我登记了百多个“鸭蛋”（0分），屠教练跟我开玩笑：“小胡啊，侬好开禽蛋公司了。”虽然棋是一盘接一盘地输，但老师们赛后的复盘指导对我来说就是上好的“营养液”，我觉得和老师们的棋越咬越紧了，我的信心越来越强了。终于，我在队内第一高手何顺安老师手里争到了一盘和棋，这是进队几个月后取得的“零的突破”。那一天我感到天空特别高、特别蓝、特别晴朗。

闭门造车数月后，检验我训练成效的“大考”——第二届上海市运动会象棋赛开始了。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成年组正式比赛。感谢《新民晚报》的著名体育记者冯小秀对我的偏爱，我的名字时不时地出现在他的报道中，让棋迷记住了我这个小棋手。在师友们的关注下，我一举打入了前八名决赛圈。决赛阶段比赛，和何顺安、徐天利、朱剑秋这些成名高手相比，我尚有不足，最后获得了第七名，但“管住”第八名——“大师兄”陈奇，证明了我的进步是显著的。上海市运动会堪称我一年后获得全国冠军的“起跳高度”。

将近半个世纪前的1974年第五届市运会，也是令我难以忘怀的。那届赛事，于我“亦师亦友”的徐天利和我的冠军争夺战异常激烈，我们的决战谱，天利兄有详尽的分析、评点，也就不需要我多重复了。我这里讲一段惊险的故事：当时的比赛会安排一些名手下基层到工厂、公社、部队为工农兵表演，有一轮比赛让我们去周浦的化工厂表演。厂里来接我们的是一辆交通牌大卡车，驾驶室内可坐五个人。途中在上桥时，我们的车与一辆迎面驶来的解放牌大卡车来了一个“强兑车”，如坦克般的解放牌要比交通牌“硬扎”得多，我们的车伤得不轻，司机双腿被夹难以动弹，几位棋友包括我本轮的对手不同程度挂彩，我随身携带的一把雨伞生生地拗弯了，而我虽然受了一点惊吓，倒是毫发未伤，看来是雨伞代我受了“皮肉之苦”。多年之后，与我同车、同样没有受伤的那年才十六岁的裁判员葛维蒲还会和我聊起这段共同的惊心历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体验，在棋赛中遇到任何困难险阻，我都可以保持一颗平常心，去争取胜利。

我最后一次作为运动员参加市运会是四十年前的1982年第七届，刚复刊的《新民晚报》对比赛有不少报道。而今天，《新民晚报》“夜光杯”又组织了有关市运会的征文，我又一次想起了往事，在文章的最后，我一定要感谢这份陪伴我一生的报纸。（胡荣华，象棋特级大师）